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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5月4日，深夜，皖南，岩寺。
细雨如丝，将群山笼罩在一片湿冷的墨色之中。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的指挥部里，一盏昏暗的油灯在潮气中挣扎着，豆大的火苗将他的影子投射在身后那幅巨大的军用地图上，影子随着火光摇曳，仿佛一个正在深思的巨人。
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腥味和烟草的焦味。
陈毅已经在这里静坐了整整两个时辰。他的手指间夹着一支早已熄灭的香烟，烟灰凝固在冰冷的手指上，他却浑然不觉。他的全部心神，都系于面前那份刚刚由机要员从延安译出的电报。
电文不长，约四百字，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千钧之力，敲击着他的神经。
「项英、陈毅同志：」
「日军攻占徐州、武汉之期不远，其后必将以主力扫荡后方。我军应在敌后进行广泛之游击战争，建立根据地……江南虽为敌之心脏地带，地形、民情均于我不利，然敌兵力分散，广大乡村正是其薄弱环节。望你部……进入茅山地区，建立根据地，并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、镇、淞三角地区，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……」
电报的署名，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名字：毛泽东。
陈毅缓缓地、一字一句地又读了一遍。电报的字迹透过薄薄的纸张，似乎能感受到延安窑洞里那彻夜不熄的灯火和领袖深邃的目光。
东进。
又是东进。
这个词，自新四军组建以来，就像一根无形的指针，始终悬在所有高级将领的心头。
他抬起头，目光落在地图上。从皖南的岩寺出发，向东，越过国民党第三战区划定的狭窄防区，进入的将是何等凶险之地？
那里是日军重兵集结的京（南京）、沪、杭三角地带，是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总部的所在地。铁路、公路纵横交错，水网密布，无险可守。日军的 garrison（守备队）星罗棋布，随时可以调动摩托化部队在几小时内抵达任何一个村镇。
在这样的“敌人的心脏”里开展游击战，建立根据地，无异于在猛虎的口中拔牙，在巨鳄的池中筑巢。
更何况，新四军的家底，他比谁都清楚。
这支部队是由南方八省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，全军不过一万零三百人，枪支破旧，弹药奇缺，许多战士还穿着五花八门的便服，甚至有人背着大刀。国民政府名义上承认了番号，但军饷、弹药的补充却处处掣肘，常常几个月都发不下来。
用这样一支装备简陋的“叫花子”部队，去对抗武装到牙齿的日本甲种师团？
陈毅感到一阵深沉的压力，这压力如同皖南山间的浓雾，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胸口。他仿佛能听到来自军中许多干部的质疑声：
「司令员，咱们的防区就在皖南，国民党看着，日本人盯着，贸然东进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」
「是啊，平原水网地带，我们这些山地游击战的老手，去了就是活靶子！」
「离开根据地，人生地不熟，群众工作怎么开展？补给从哪里来？」
这些声音，有些在会议上隐晦地提过，有些在私下里激烈地议论。他都听到了。
他站起身，走到地图前。手指从岩寺出发，缓缓划过地图上的褶皱，越过一道道等高线，最终停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名字上——茅山。
这是一个道教名山，但在军事地图上，它只是一片并不险峻的丘陵。然而，毛泽东的电报，却明确地将这里定为了第一个目标。
陈毅的脑海里，浮现出毛泽东在延安和他彻夜长谈的场景。那位领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，用一支烟指点着地图，纵论天下大势：
「日本人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，就像坐在一条长板凳上，他的两只脚虽然踩得很稳，但板凳下面的广大空间，却是空的，是属于我们的。我们的任务，就是钻到板凳下面去，在那里生根、发芽、壮大，最后把这条板凳掀翻！」
这番话，此刻又在耳边响起。
陈毅深吸一口气，空气中的潮湿让他精神一振。他知道，这封电报，不仅仅是一道命令，更是一次巨大的战略冒险，是一场关乎新四军生死存亡，甚至可能影响整个中国抗战走向的豪赌。
赌注，是这一万多名将士的生命。
赌桌的另一边，坐着日本人，也坐着虎视眈眈的国民党顽固派。
「来人。」
他沉声喊道。
一名警卫员推门而入，立正待命。
「通知粟裕同志，天亮后来我这里开会。」
「是！」
警卫员转身离去，带进一股夜晚的寒风。油灯的火苗剧烈地跳动了一下，险些熄灭。
陈毅重新坐下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新的信纸，铺在桌上。他拧开钢笔，笔尖在纸上悬了许久，最终，他写下了给中央的回电草稿。
他的笔迹坚定而有力，仿佛已经看到了那条穿过重重迷雾，通向东方的道路。
然而，他并不知道，这条东进之路的第一道关隘，并非来自装备精良的日寇，也非来自处处设防的国民党，而是来自新四军内部，一位战功赫赫却桀骜不驯的将军。
一场风暴，正在新四军的摇篮里，悄然酝酿。
02
风暴的中心，在皖西的大别山区。
这里是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驻地，也是高敬亭的“独立王国”。
高敬亭，时任第四支队司令员，是新四军四个支队长中唯一一个没有去过延安、也未曾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共事过的高级将领。他是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，独自在大别山拉起一支红军队伍，并坚持了整整三年游击战争的传奇人物。
他的身上，带着一股浓重的草莽英雄气息。他作战勇猛，身先士卒，深受部下爱戴。在大别山地区，他的威望无人能及。然而，长期的独立斗争，也养成了他独断专行、本位主义严重的性格。
对于军部“东进”的命令，高敬亭从一开始就抱着抵触的态度。
1938年夏天，一份来自军部的命令送到了第四支队的司令部。命令要求高敬亭率部东进，开辟皖东、皖中敌后抗日根据地。
在高敬亭看来，这道命令简直是不可理喻。
「东进？往哪里进？」
他在支队干部会议上，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，将那份电报拍在桌子上。
「我们的根在大别山！这里山高林密，群众基础好，国民党的桂军拿我们没办法，日本人也轻易不敢进来。这是我们经营了多少年的老窝，为什么要放弃？」
一位政委小心翼翼地提醒道：
「高司令，这是军部的命令，也是中央的战略部署。要求我们到敌后去，打击敌人，开辟新的根据地……」
高敬亭冷笑一声，打断了他的话。
「敌后？我看是自投罗网！津浦铁路东边是什么地方？一马平川，无险可守！日本人的骑兵、坦克一天就能打个来回。我们这几千人枪，去了还不够给人家塞牙缝！」
他站起身，走到地图前，用马鞭重重地敲击着大别山区的范围。
「我们就在这里打！依托大别山，向西发展，把豫南、鄂东连成一片。这才是上策！至于东边，让第一、第二支队去折腾吧，他们是军部的嫡系！」
这番话，让在场的干部们噤若寒蝉。谁都听得出来，高敬亭言语中对军部、对中央的怨气。
事实上，这种矛盾由来已久。新四军组建时，中央曾考虑让他担任军长，但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，最终由叶挺出任。高敬亭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他认为，新四军的其他人都是“外来户”，只有他和他的人马，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。
军部的命令，一次次被他以“条件不成熟”、“部队需要休整”为由拖延。
军部参谋长张云逸亲自前来传达命令并进行督促，高敬亭表面上客客气气，一口一个“坚决执行”，但张云逸前脚刚走，他后脚就把部队拉到山里“打猎”，迟迟不动。
他还私下对心腹部下说：
「他们就是想把我调出大别山，好吞掉我的部队。我高敬亭的队伍，是我拿命换来的，谁也别想动！」
局势，就这样僵持住了。
与此同时，陈毅、粟裕率领的第一、第二支队，已经严格执行了中央的“五四指示”。他们像两把尖刀，从皖南出发，一路向东，成功插入苏南敌后，在茅山地区站稳了脚跟。
叶飞率领的第六团，更是以“江南抗日义勇军”（简称“江抗”）的名义，如同一阵旋风，向东席卷，一路打到了苏州、常熟、太仓地区，兵锋最盛时，甚至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缴获了日军的军用物资。
一时间，“江抗”威名大震，整个江南沦陷区人心振奋。新四军的影响力，迅速扩大。
东进的初步胜利，让延安和新四军军部都备受鼓舞。
然而，整个华中战略布局中，至关重要的一环——江北，却因为高敬亭的按兵不动，而成了一个巨大的缺口。
津浦铁路，是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。日军沿线重兵把守。如果不能跨过这条铁路，在广阔的皖东、苏北地区建立根据地，那么江南的新四军就始终是一支孤军，随时有被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合围、切断后路的危险。
打通江北，迫在眉睫。
而要打通江北，就必须让第四支队这支新四军在江北最强的机动力量行动起来。
高敬亭，成了整个“东进”战略棋盘上，一个无法绕开的“障碍”。
延安的耐心，正在被一点点消磨。一封比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发往第四支队，要求高敬亭立刻执行东进命令。
高敬亭的固执，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他不仅不执行，反而开始变本加厉。他擅自处决了支队政治部主任余立金等人派去工作的干部，并且秘密联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，试图寻找新的“靠山”。
事态，已经滑向了危险的边缘。
03
1939年春，一辆不起眼的轿车，在皖南的山路上颠簸前行。
车里坐着的，是刚刚从重庆返回的周恩来。他此行的目的之一，就是在皖南泾县的云岭新四军军部，与项英、陈毅等领导人商定新四军下一步的发展方针。
在军部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，周恩来听取了项英和陈毅的汇报。当谈到江北的局面和高敬亭的问题时，周恩来的眉头紧紧锁了起来。
「一个高级指挥员，公然抗拒中央和军部的命令，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！」
周恩来的语气平静，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这平静背后蕴含着巨大的决心。
他站起身，走到地图前，目光在津浦铁路两侧广阔的区域逡巡。
「华中，是连接华北和华南的战略枢纽。我们必须在这里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。否则，南北呼应就是一句空话。」
他转过身，看着在座的各位将领，明确提出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：
「向东作战，向北发展，向南巩固。」
这九个字，为新四军的未来指明了方向。
「向东作战」，就是要继续向敌人的心脏地带打击。
「向南巩固」，就是要巩固好皖南的军部和后方。
而「向北发展」，核心就是跨过长江，进入江北，与八路军南下部队遥相呼服，最终连成一片。
这个战略方针的核心，就是要解决江北问题。而解决江北问题，首先就要解决高敬亭的问题。
会议结束后，一连串的部署悄然展开。
中共中央决定，由叶挺、项英、张云逸、邓子恢等人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，负责处理高敬亭的问题。同时，从中原局抽调干部，加强第四支队的政治工作。
一张无形的大网，正在向高敬亭收拢。
而此时的高敬亭，似乎也预感到了什么。他变得更加多疑和暴躁。他一方面命令部队加强戒备，另一方面，却又做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。
他下令，将第四支队的主力部队——第七、第九团，向皖西的大山深处转移，美其名曰“保存实力”，实际上是想脱离军部的控制。
这一举动，彻底激化了矛盾。
1939年6月，军部命令第四支队第八团向皖东挺进，为全支队东进开路。同时，一封急电发给高敬亭，措辞严厉地命令他立刻停止西移，率主力返回，执行东进命令。
高敬亭再次选择了抗命。
他甚至对前来传达命令的军部代表说：
「我的部队只能由我来指挥。谁也别想调动他们。」
至此，和平解决的可能性，已经完全消失。
不久后，在皖东定远县，军部召开了第四支队干部大会。会上，宣布了中央的决定：撤销高敬亭的司令员职务，将其押送军法处审判。
消息传来，整个第四支队为之震动。许多跟着高敬亭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下，感情上无法接受。但面对中央的决定和确凿的证据，他们最终选择了服从大局。
高敬亭被捕后，自知罪责难逃，但他依然不肯认错。在审判中，他反复强调自己对党的忠诚和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功绩，却对自己的错误避而不谈。
最终，军法处以“反党、反中央、企图叛变投敌”的罪名，判处高敬亭死刑。
枪声在大别山的余脉中回响，结束了一位传奇人物复杂而悲剧的一生。
高敬亭的死，在新四军内部引起了巨大的震动，也为所有高级将领敲响了警钟：在严酷的战争年代，个人功绩再大，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统一指挥。任何本位主义和军阀主义的苗头，都将被无情地铲除。
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，但它为新四军后续的“东进”扫清了内部最大的障碍。
随着高敬亭问题的解决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迅速成立，由张云逸担任指挥，统一指挥第四、第五支队。
江北的大门，终于被推开。
罗炳辉、郭述申率领新组建的第五支队主力，越过津浦铁路，向皖东腹地挺进。经过半塔集等一系列恶战，终于在津浦路两侧，建立起了皖东抗日根据地。
新四军的“东进”战略，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，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。
04
历史的车轮，滚滚向前。
当新四军在江北艰难打开局面的时候，整个中国的抗战形势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武汉、广州相继失守，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。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汪精卫公开叛国，顽固派也开始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，将摩擦的重心由华北转向了华中。
他们对新四军的发展，尤其是向江北的发展，感到了极大的恐惧。
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，在苏北地区拥有十万重兵。他视新四（四）军为心腹大患，扬言要“肃清苏北之匪伪”。
一时间，华中地区乌云密布。新四军不仅要面对日寇的“扫荡”，还要时刻提防来自国民党顽固派的背后捅刀。
局势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，也更加凶险。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个关键人物，受命于危难之际，踏上了前往华中的征途。
他就是刘少奇。
1939年9月，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，抵达了中原局的驻地——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。
竹沟，被誉为“小延安”。但刘少奇抵达时，这里已经是危机四伏。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正在不断收缩。
刘少奇以他敏锐的战略眼光，迅速判断出，中原局机关和主力部队，绝不能困守在竹沟一地。必须跳出去，到更广阔的敌后去。
去哪里？
向东！
他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，明确提出：中原局的工作重心，必须东移。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，是在江苏北部。
这个判断，与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。
很快，中央复电同意。并给出了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：
「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、合肥、怀远、永城、夏邑之线起，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，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，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！」
接到中央的指示后，刘少奇立刻行动起来。他果断地将中原局机关和部队分批撤出竹沟，向东转移。
1939年11月，刘少奇亲自率领中原局机关，踏上了东进之路。
这是一次充满艰险的征程。他们不仅要穿越日伪军的封锁线，还要时刻警惕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。
刘少奇一路东行，一路进行调查研究。他抵达新四军游击支队（后来的第六支队）驻地，与司令员彭雪枫会合。他深入皖东，与江北指挥部的张云逸、邓子恢等人召开会议，统一思想。
他反复强调一个观点：
「在敌后，谁的地盘大，谁的武装多，谁就有发言权。我们不能被国民党划定的框框束缚住。他们不让我们去的地方，只要有日寇，有汉奸，有群众，我们就要去！」
他的到来，像一股强劲的东风，吹散了许多干部头脑中的疑虑和畏惧，极大地鼓舞了江北部队的士气。
在刘少奇的统一指挥和规划下，新四军在江北的“东进”伐骤然加快。
然而，横亘在他们面前的，依然是韩德勤的十万大军。要“发展华中”，就必须解决盘踞在苏北的韩德勤部。
一场无法避免的大决战，正在酝酿之中。
而此时，远在江南的陈毅和粟裕，也接到了军部的命令：率领江南主力部队，北渡长江，进入苏北，执行“支援江北，开辟苏北”的任务。
陈毅和粟裕深知，此行任务艰巨。北渡长江，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军事冒险。而进入苏北后，他们这支数千人的部队，将直接面对韩德勤十万大军的围堵。
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。
1940年7月，陈毅、粟裕率领江南指挥部主力，秘密、分批地渡过了长江天险，抵达苏北的郭村。
他们刚刚站稳脚跟，韩德勤的包围圈就收紧了。
一场关键性的前哨战——郭村保卫战，就此打响。
新四军以一千多人的兵力，顽强抵抗了韩德勤部一万多人的轮番进攻。战斗异常惨烈。
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，陈毅展现了他非凡的胆识和政治智慧。他亲自写信给包围圈外围的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、李长江。
这二人是地方实力派，与韩德勤有矛盾。陈毅在信中晓以民族大义，分析了“剿共”必将导致亲者痛、仇者快的后果。
这封信，起到了奇效。
李明扬、李长江最终选择了中立，没有执行韩德勤的进攻命令。
郭村之围遂解。
郭村战斗的胜利，让新四军在苏北有了一个宝贵的立足点。也让陈毅和粟裕意识到，在苏北，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，必须双管齐下。
此后，他们率部继续东进，于7月下旬，进驻黄桥地区。
黄桥，是苏北的一个重镇，也是韩德勤势力的腹地。新四军进驻黄桥，无异于将一把尖刀，插进了韩德勤的胸膛。
韩德勤被彻底激怒了。他调集主力部队，兵分三路，向黄桥扑来，企图一举歼灭陈毅、粟裕所部。
一场决定苏北乃至整个华中命运的大决战——黄桥战役，拉开了序幕。
05
1940年10月初，秋风萧瑟。
苏北平原上，一片肃杀之气。
韩德勤调集了嫡系主力部队两万六千余人，由其爱将、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指挥，气势汹汹地杀向黄桥。
而当时，坚守黄桥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，全部兵力加起来，只有七千余人。
三倍以上的兵力差距。
敌军装备精良，有野战炮团。而新四军只有一些迫击炮和缴获的山炮，弹药还极其有限。
黄桥镇内，人心惶惶。所有人都知道，一场恶战即将来临。
战前，在苏北指挥部的作战会议上，气氛异常凝重。
面对敌人的重兵压境，指挥部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。
一种意见认为，敌我力量悬殊，不宜硬拼，应该主动撤出黄桥，避敌锋芒，到通扬运河以东地区暂避。
另一种意见，则以粟裕为代表，坚决主张就地决战。
粟裕，这位后来被誉为“常胜将军”的杰出军事家，在这次会议上，展现了他超凡的战术洞察力。
他站到地图前，用一根木棍指着黄桥的位置，冷静地分析道：
「撤退，是下策。我们一撤，军心民心就都散了。苏北好不容易打开的局面，将前功尽弃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撤到哪里去？东边是大海，我们无路可退！」
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。
「敌人虽然势大，但并非铁板一块。韩德勤内部派系林立，李明扬、李长江对我们态度暧昧，我们可以争取。进攻我们的敌人，是韩德勤的嫡系，也是最顽固的反共派。我们必须打，而且必须打赢！」
「怎么打？」陈毅问道，他的目光中充满了信任和期待。
粟裕的木棍在地图上移动，点向了黄桥以东的一个小村庄。
「我的想法是，诱敌深入，集中优势兵力，打其一路。韩德勤三路大军，以李守维的第八十九军为主力，最为骄横。我们就把口袋张开，放他们进来，然后……」
他的木棍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凌厉的圆圈，将进攻的敌军主力包围在内。
「……关门打狗！」
这是一个极其大胆，甚至可以说是冒险的计划。要在运动中，用七千人，去围歼两万多敌人中的精锐主力。
这需要精确的计算，周密的部署，更需要部队惊人的战斗意志和执行力。
陈毅听完，沉吟片刻，然后猛地一拍桌子。
「好！就照粟裕同志的意见办！我们就在黄桥，和韩德勤决一死战！」
决战的命令，迅速传达到每一个阵地，每一个士兵。
战斗打响了。
战况的惨烈，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
韩德勤的部队，在飞机、大炮的掩护下，向黄桥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。新四军的阵地，一次次被炮火夷为平地，又一次次在废墟上被夺回来。
坚守黄桥正面阵地的，是陶勇率领的第三纵队。战士们打光了子弹，就用刺刀，用枪托，用石头，甚至是牙齿，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肉搏。
战斗最激烈时，粟裕亲自到前沿阵地指挥。炮弹就在他身边爆炸，掀起的泥土将他覆盖。他从土里爬出来，抹了一把脸上的血和泥，继续用沙哑的嗓子指挥战斗。
黄桥镇，成了一个巨大的血肉磨坊。
就在黄桥正面打成胶着状态时，粟裕预设的“口袋”，终于等来了猎物。
骄狂轻敌的李守维，率领第八十九军主力，孤军深入，一头扎进了新四军的包围圈。
粟裕等待已久的总攻命令，终于下达！
埋伏在两侧的新四军主力，如同猛虎下山，向着被分割包围的敌军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。
战局，在瞬间发生了逆转。
被包围的国民党军队，完全没有料到侧后会杀出伏兵，顿时阵脚大乱。指挥系统失灵，建制被打乱，士兵四散奔逃。
李守维在乱军中企图渡河逃跑，结果人马淹死在河中。
黄桥决战，新四军以伤亡一千余人的代价，歼灭了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余人，其中俘虏了三千多人。
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、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。
黄桥战役的胜利，彻底改变了苏北的政治和军事格局。它像一把铁扫帚，扫清了新四军东进道路上最顽固的障碍，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而就在黄桥的炮声刚刚平息之时，一个更加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了。
一支来自北方的友军部队，已经南下，正向苏北挺进。
06
这支部队，是八路军。
早在1940年春，当国民党顽固派将摩擦重心移向华中时，中共中央军委就下了一步极具远见的棋。
命令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主力，和新二旅合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，由黄克诚率领，南下华中，支援新四军。
黄克诚，是红军时期的一员猛将，以敢于直言和深谋远虑著称。
他接到命令后，立即率部出发。这支数万人的大军，出太行，越平汉，绕山东，行程数千里，一路排除万难，向着华中地区疾驰。
7月，黄克诚部与彭雪枫部在新四军第六支队的驻地会师。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。
不久后，根据刘少奇的指示，黄克诚率部继续向东开进，进入皖东北地区，组建为八路军第五纵队。
他们的任务，是与南边的新四军陈毅、粟裕部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，共同开创苏北的抗战局面。
当黄桥战役打响时，黄克诚正率领第五纵队，在阜宁、盐城一带活动，有力地牵制了韩德勤的部分兵力。
黄桥大捷的消息传来，黄克诚立即决定，率部南下，与陈毅、粟裕会师。
1940年10月10日，这是一个将被永远铭记的日子。
在苏北盐城和东台之间的白驹镇，一个名叫“狮子口”的小地方，两支穿着不同军装，却怀着同样信仰的部队，终于相遇了。
当陈毅、粟裕率领的苏北指挥部人员，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先头部队，在狮子口的拱桥上碰面时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陈毅紧紧握住黄克诚的手，用力地摇晃着，许久说不出话来。
一个是新四军的代表，一个是八路军的代表。他们都是从十年内战的血雨腥风中走出来的幸存者。自分别以来，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。
六年的时间，天翻地覆。
如今，他们终于在民族抗战的烽火中，在敌人的心脏地带，再次会师了。
这次会师，史称“白驹会师”。
它标志着，新四军和八路军，这两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、在不同战场抗击日寇的主要武装力量，在华中地区，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性连接。
从此，华北、华中两大敌后战略区的联系被打通。一个拥有近十万正规军，横跨苏、皖、豫、鄂四省的华中抗日根据地，雏形已经出现。
毛泽东“发展华中”的宏伟战略构想，至此，已经基本实现。
白驹会师后，刘少奇也率领中原局机关，从皖东出发，东进苏北。
11月，刘少奇、黄克诚、陈毅、粟裕等华中地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，在苏北海安举行了会晤。
这次会议，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。
由叶挺担任总指挥，陈毅任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挥，刘少奇任政治委员。
从此，华中地区的党和军队，实现了统一的领导和指挥。
新四军的“东进”，在经历了两年多的艰难曲折，付出了无数的牺牲和代价之后，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
回望这条东进之路，充满了艰险与辉煌。
从皖南的青山，到苏南的水乡；从大别山的风云，到津浦路的烽火；从郭村的坚守，到黄桥的决战；最终，迎来了白驹的会师。
这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进军，更是一次战略上的伟大展开。
它像一柄利剑，深深地插入了日寇占领的华中腹地，建立起一个让敌人坐卧不安的战略基地。
它像一盘大棋，在最关键的时刻，落下了最关键的一子，彻底扭转了华中地区的战局，为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，注入了新的力量和希望。
那首诞生于战火中的《新四军军歌》，最后一段的歌词，显得格外雄壮而嘹亮：
「东进，东进！我们是铁的新四军！」
两个“东进”，一次比一次坚定，一次比一次响亮。
这歌声，回荡在广阔的华中大地上，也回荡在整个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史册之中。它诉说着一支军队的铁的意志，也指引着一个民族前进的方向。
【参考资料来源】
《新四军军史》 解放军出版社《粟裕战争回忆录》 解放军出版社《陈毅传》 当代中国出版社《刘少奇年谱》 中央文献出版社《大江南北》杂志 2018年第4期 相关文章股票配资中心官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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